墨翟的《墨子·亲士篇》书影。
孟轲（约前372-前289）的《孟子·离娄下》载：“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孟轲是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
孟轲的《孟子·离娄下》书影。
庄周（约前369-前286）的《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庄周是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
庄周的《庄子·天运》书影。
屈原（约前340-前278）的《楚辞·九章》：“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楚辞》为屈原代表作。
屈原的《楚辞·九章》。
陆贾（约前240-前170）的《新语·术事》：“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陆贾为西汉初年楚国政论家、思想家。
陆贾的《新语·术事》书影。
刘安（前179-前122）的《淮南子·修务训》：“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刘安为汉高祖刘邦之孙，西汉文学家、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
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书影。
以上所引均是名人名作，作者与著作有同样的声望。记载到西施的书并非一本、两本，而是一个群体。多本史书、多个地方、多个作者，于不同时期分别记载西施，是可以串联起来的文化链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录。
墨子与西施几乎是同时代人。墨子约出生于公元前480年，越国灭吴在公元前473年，墨子与西施当有“时空交集”。因为墨子所在的鲁国与吴越是近邻，墨子的出生成长时期正是吴越争战进入收尾阶段。他极有可能耳闻目睹吴越激烈争战，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所以他的记载，更接近历史真相。《墨子》提到的比干、吴起都是真实人物。比干因为人正直被杀，吴起因为触怒君王被车裂，西施因为美艳绝伦被沉江。
至于《墨子》所记“西施沉江”之事，明状元杨慎说他见过《吴越春秋》佚文：越王夫人认为西施实在太美了，因而导致夫差昏庸灭国，如今越国得胜归来，她担心西施也会殃及越国，于是暗中命人将西施盛于“革囊”，随江浮沉而亡。“西施沉江”这个说法，多为史册地志所承继。
倘若西施为虚构人物，或是美女的泛称，《墨子》将真实人物与其并称同列，这是难以想象的。《墨子》中比干、西施、吴起的排列顺序，三人的最终结局都与历史实情相符。至此可说：在当时，西施已是一个甚有影响的标杆人物。
陆贾的《新语》同时记到干将、吕望、西施，前二人声望之高，不必多说，倘若西施是传说人物，陆贾这位大学者会将“虚构”与“真实”去并肩吗？
刘安的《淮南子》引用了三个人物作为各自领域的代表：“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非必孔、墨之类。”即美貌的女子，不一定要是西施那样的美人；通达事理的读书人，不一定要是孔子、墨子一类智者。同样的道理，如果西施不是真实人物，刘安这位道家的代表，会将西施与孔子、墨子这二位智者并提吗？
二、出土文物的印证
西施、郑旦等人在文物方面也得到印证。在越国故都绍兴出土的汉代“吴越人物画像铜镜”上，画面围绕吴越两国君臣人物展开，镜背以四分法分布，分别是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女二人。吴王气愤填胸，侧目怒视伍子胥；伍子胥慷慨激昂，拔剑作自刎状；越女二人宽袖长裙，粉面含春，亭亭玉立于宝器旁。另一区间，越王勾践和范蠡踌躇满志，洋洋自得。
而珍贵的吴王夫差盉，穿越漫长的历史，款款进入专家视线的时间迟至1995年。这是一件造型古朴典雅的青铜器精品，上海博物馆以重金从香港引入内地。盉的肩上刻有铭文，是献给“无名女子”的礼品。春秋时的青铜器，均为上层贵族所独享，而该青铜器上并未标明女子姓名、称号，说明这个女子原本地位低下，但又为夫差所宠幸，这与西施的经历相吻合。专家们综合分析后认定，这当是夫差送给西施的“爱情信物”。
通过先秦两汉书籍记载和文物印证可知，西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五代周文矩西施像（左）、明《苎萝志》西施像（右）。
三、不宜简单揣测《管子》《史记》
《管子》一书传为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所作，管子其人要早于西施，但《管子·小称》中出现了西施，盖因《管子》一书并非由管子直接秉笔，而由后人托名所作，许多语言是后人补植，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学派”集结管子言行而成书，书中出现的不少事迟于管仲生活的年代。颇类《论语》，虽题孔子所作，但其中许多言论是孔子弟子乃至再传弟子的，成书也不是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管子》成书时间前后交织、跨度很大，书中出现西施，不足为奇，不能据此否定西施其人的存在。
司马迁的《史记》没有载及西施，也是事实，但“没有提到”并不代表“没有其人”。作为后人，只能景仰司马迁《史记》之严谨、简洁，但无法要求他记什么，不记什么。更不能以其书是否记述某个人物，来判定其是否真实存在过。《史记》中没有提到的历史人物还有不少，例如在《史记·夏本纪》中，做了四十年夏朝君主的寒浞就没有出现；还有周幽王死后，出现了周平王、周携王（？—前750）平起平坐的时代，可《史记》中并无对周携王的记载。后人能凭借《史记》中无此二位君王共同执政的记载，就说历史上不存在周携王吗？《史记》也没有单独为刘邦与吕后的嫡长子刘盈立传，即司马迁没有为在位七年的同朝汉惠帝（前211-前188）设立本纪。司马迁对这些显赫的帝王尚且如此，何况是地位卑微的西施。
司马迁对《史记》的成书过程有过说明，其中也有谦语，称这部书是“粗略考订”的“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是真心话，说明根据本人的识见，有取有舍。所以后人仅凭《史记》是否记载来定夺历史人物是否存在过，诚不足取。
四、名著漏记名人属常态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约465—？）所撰，是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501年至502年间，素以“体大而虑周”为人称道。就是这样一部专著，全书中竟没有提到陶渊明（约365—427）这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辞赋家，况且刘勰比陶渊明仅迟百余年而已。我们能据此说历史上无陶渊明其人吗？
刘勰的《文心雕龙》。
王国维的力作《人间词话》品评了晚唐至两宋的词人及作品，书中没有提到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李清照（1084-1155）。这并不能说明李清照的词写得不好，更不能以此否定李清照的存在。李清照在杭州居住了二十年，竟无一句写杭州。词人夏承焘感叹道：“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精心所撰，被誉为中国传统史著双峰之一，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皇皇三百余万言，以记唐朝内容最为丰富，对唐朝文化给予高度评价，书中提到了陈子昂、白居易、张九龄等，却没有提及世人皆知的伟大诗人李白，也没有记到鼎鼎大名的一代宗师屈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的谜团。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上述这些巨著的编著者司马迁、刘勰、司马光、王国维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功力深厚、贡献卓著的大家，他们编撰时或有取舍，或有疏忽，遗憾在所难免。所以对历史人物存在与否，不能凭某本书是否记述去揣测、去判定。
自先秦典籍记述西施后，有众多史籍地志作了呼应。在《史记》之前的，前已述及不少，在《史记》之后的，有东汉《越绝书》《吴越春秋》，南北朝《会稽志》《舆地志》等，到隋唐时就更多，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十道志》等，还有宋之问、王维、李白、元稹、白居易、李商隐、鱼玄机等人的诗文，都提到西施其人其事，从而构成了历史的集体记忆。
东汉《吴越春秋》（徐天祜注本）载，西施、郑旦出生在诸暨苎萝山。
更重要的是，西施、郑旦与勾践、范蠡、文种、夫差、伍子胥的政事活动粘合在一起， 他们的作为和经历已经重叠，载诸史册。在西施主要活动区域绍兴、苏州的历代地方志书中，对此均有较为翔实的记录。还有西施、郑旦这批人留下的踪迹，也是方位明确，地点落实，如诸暨的苎萝山、巫里、苎萝村、浣江（浣纱溪）、浣纱石、西施家，会稽（今绍兴）西施山、美人宫，苏州灵岩山、馆娃宫等。既有文献可稽，也有古迹可征，可说是见物、见史、见人，且传承有绪，这些是判定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重要证据。
《太平寰宇记》载，诸暨苎萝山及勾践得西施之所。
《嘉泰会稽志》载：诸暨苎萝山、浣纱石、浣纱、西施。
史家采信的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史实、史迹，若以简单推测来武断判定，以主观想象来代替历史真实，是别样的“削足适履”，况且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否定西施其人的存在。在浩瀚史海中钻牛角尖，就颇类怎么证明“你妈是你妈”了，是不是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子？
唐《艺文类聚》载：勾践索诸暨罗山（苎萝山）卖薪女西施、郑旦。
唐《李太白全集》（王琦注本）《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诗。
齐白石（左）、李震坚（右）绘西施像。
明太祖朱元璋《题西施》（明《苎萝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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