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渴望自由，但自由并不意味可以获得幸福，人的“痛苦”往往就是缘起自由。爱情的自由，亦然。
爱情的“痛”，不是不自由，而恰恰是人的自由所带来的。失恋，离异的“痛”就是爱情自由的一种代价。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恋爱作为一种力量，最终导致了婚姻市场的兴起，当婚姻成为一种市场，爱情自然会有价码：地位、金钱、权力和美貌——尽管这些筹码是以自由的名义。然而人的自由却不能确保带来地位、金钱、权力和美貌，所以，爱情的伟大和纯粹，自然会变得脆弱和廉价，甚至沦为一种标签。
《爱，为什么痛？》伊娃•易洛斯，杰出的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联盟最佳图书奖”获得者，围绕“爱与痛”的主题，摈弃传统的心理分析，以女性独特的睿智，详尽解析现代爱情之痛的社会成因,让每个渴望爱情、正在经历爱情，或走向婚姻的人，始终保持一份清醒。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回答：爱，为什么痛？我们只能给出如何获得“爱”的种种可能。
爱的制度与爱的体验
现代心理学始祖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心理学家要考虑的首要事实是“关于某些进行中事物的思考”；他说思考是个体的： 每个念头都是个人意识的一部分，而个人意识引导这一个体在面对外部世界时，选择去应对什么体验、拒绝什么体验。
相反，社会学自其奠基之日起，主要使命一直是揭示信念的社会基础。对社会学家而言，个体和社会之间并不对立，因为思想、欲望、内心冲突的内容都有制度化偏差和集体偏差。例如，当社会和文化同时提倡浪漫爱情的强烈激情、异性恋婚姻应成为成年生活的模式时，它们不仅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同时影响到我们对幸福的抱负、希冀、梦想。社会模型的作用不限于此： 通过将浪漫爱情理想和婚姻制度相提并论，现代体制将社会矛盾植入到我们的抱负中，这些矛盾转而通过心理学特征得到体现。
婚姻的制度组织(以一夫一妻、同居、将经济资源汇聚到一起以增加财富为基础)事先排除了浪漫爱情作为强烈的、不顾一切的激情进行维持的可能性。这些矛盾迫使政府机构展开大量文化工作，以期管理与和解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框架。这个双管齐下的文化框架进而表明，爱情和婚姻中常见的与生俱来的愤懑、挫败、失望如何可从社会和文化安排中找到其基础。
尽管矛盾是文化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尽管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轻松地腾挪于矛盾之间，然而总是有些矛盾比其他矛盾更为棘手一些。当矛盾事关对体验进行清晰表述的可能性，它们就不易与日常生活相安无事了。
针对同一体验，不同个体常常有不同解读，或者说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体验大多数要通过心理分类才能获取，但这并不限定说此类体验仅仅是私人的个别的。某一体验总是经由制度进行容纳和组织；体验还具备多种多样的形态、强烈程度、质地等，这些都衍生于制度构筑情感生活的方式。
例如，婚姻中很大一部分的愤怒或失望离不开婚姻构建两性关系的方式，离不开婚姻中制度逻辑和情感逻辑的混淆：比如，渴望毫无男女差异的融合与平等，与性别角色的扮演造成的无可避免的距离感。最后，要让自己和他人明了，体验必须遵从既有的文化模式。
……以上种种解读都来自于、根植于复杂的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是历史上曾经身临其境的一群人使用过、能辨认的。
这并不等于说我否认人和人之间存在重大心理差异，或否认这些差异在决定我们人生时具有重大影响。
我反对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思潮，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我们所谓的个人抱负和个人体验中间其实含有不少社会内容和集体内容；心理差异通常——虽然并不永远成立——不外是社会地位和社会抱负的差异；最后，现代性对自我和身份形成的影响，正是要展露个体的心理属性并让它们在决定其爱情命运和社会命运时发挥关键作用。我们都是心理实体——言下之意，我们的心理状态对我们命运影响非常之大——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事实。
当道德资源遭到弱化，当决定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机动能力的社会制约遭到弱化，现代性结构向人们揭示了其自身的精神结构，因而致使人们的心理状态面临社会命运时显得既很脆弱又具高度操纵性。综上所述，现代性中的自我脆弱性可概括如下： 强势的制度约束塑造我们的体验，但个体能通过他们在社会轨迹中所积聚的精神资源予以应对。这就是现代社会体验的两面性——安身于制度和精神的夹缝中——我希望在爱情和爱情痛苦的参照系下记载这一点。
本文节选自《爱，为什么痛？》第一章节
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沈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